陶渊明

百无一用陶渊明

不明白他的想法，不理解他的决定，读不透他的诗文，参不透他的人生，只知他是百无一用，五柳今不在，无弦琴难寻。

古有云:“大丈夫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东晋乱世，豪杰辈出，若是心怀天下，当是立国安邦。幼时熟读儒学，却是儒道散人于世。出仕入仕几番，稍有不顺便辞官归隐，莫能及后世东坡豁达半分。清高自诩，田园归隐，却又是农民也做不好一个。百无一用如此，何人能及？

渊明祖父陶侃，何等威名，位及三公，人臣之至。复观渊明，祭酒虚职何用，彭泽县令难当，未有建树丝毫，自以士族高人一等，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还成美谈传颂千古。萧统《陶渊明传》“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辞官，区区如此，文人自负而已，哪来值得传颂之处？但既已是千古美谈，寻其所以然所在，才是所应做之事。

溯其祖父陶侃，虽是得意仕途后平步青云，但其发家历程，说是艰苦异常也不为过。贫寒士族出身，尚有有溪族后人之嫌，东晋乱世，门阀持政，自是难立足。然，侃之才干魄力使其脱颖而出，历任广州刺史、江州刺史，官至太尉，死后追封大司马。但再者，东晋门阀蒂固根深，派系盘根错节，寒门陶侃，仕途自是艰辛甚于常人。琅琊王氏大将军王敦（王羲之堂伯父）主政期间，王敦为扩其势力，排挤陶侃至边陲广州任刺史，无疑是为门阀政治于陶侃无情摧残。后王敦叛乱被平定，陶侃被拜为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然琅琊王氏与陶侃之间宿怨终是难以弥合。盖可定论：与琅琊王氏的对立态度成为了陶氏一脉的家族记忆。

再言渊明，魏晋文学大家逯钦立先生于《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有一考证，陶渊明其

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王羲之次子）是琅琊王氏的一个不肖子孙。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盖是意为“不为信五斗米道之王凝之折腰。”前者已言，王敦排挤陶侃，祖上之仇，九世必报。陶渊明自是不会屈居其下，仰其鼻息。然以他处观之，王凝之本人也实是丢脸的货色。王凝之才具平庸，但偏因家族显贵而娶咏絮才女谢道韫，以至于谢道韫之后不禁感叹道“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陶渊明天性傲岸，何能忍受此类庸人使唤，于是辞官解印，归去来兮。

固，仅是家族记忆，陶渊明之伟大有限之甚。陶渊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风亮节一部分，“不仕二姓”才为陶渊明隐居生涯之最终完成。曾祖父陶侃虽在东晋王朝仕途偃蹇，但终是东晋人臣，且从其意谓，亦是东晋成全陶侃。于东晋王朝某些门阀贵族不满，未能盖过其于东晋忠诚。也正因陶侃对晋室的忠诚，影响了后嗣陶渊明。家族记忆之上，是更高是国族认同。东晋终是被刘宋取代，而渊明却偏偏经历这一剧变。这使陶渊明隐居不仕由起初的书生意气变成了最终的遗民心态，家族记忆升华为更大的家国情怀。应该说，陶渊明的“不仕”经历了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嬗变。在由鄙视王凝之造成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后，陶渊明的仕途并没有从此断绝。隐居之后几年，陶渊明妻子去世，隐居的草庐也因失火而毁坏。穷困之中的陶渊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三十四岁那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请下出任幕府。桓玄谋反之际，陶渊明便趁机因母丧而辞职。桓玄不久篡晋，刘裕大破桓玄，并提拔陶渊明为镇军将军参军。后来陶渊明一度担任建威参军，在刘裕做大做强之后，陶渊明似乎嗅到了点什么，于是辞职，终身不仕。陶渊明这一段出仕的经历颇为值得注意。陶渊明的曾经的隐逸高名使得他成为了权臣们争相笼络的金字招牌，但陶渊明对这两位“恩主”却一直处于依违观望之间。一方面，这个时候的桓玄、刘裕虽然已是权臣，但仍然是晋室的臣子，陶渊明接受他们的征召并不缺乏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刘裕二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既可能成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为“乱世之奸雄”，当最终后者被证实，桓玄、刘裕均篡晋之后，陶渊明才选择了真正的归隐，从此不复出仕。其实陶渊明的仕与隐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诗人兴会，更是躬逢乱世之际的政

治决断。陶渊明的出仕，说明了他的认同，陶渊明的归隐，说明了他的拒斥。陶渊明的仕与隐，体现的是且仅是陶渊明的政治态度。陶渊明的伟大品格也不是来自不食人间烟火的归田园居，而是来自其爱憎分明，金刚怒目的决断意志。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陶靖节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不可”是作为东晋遗民的陶渊明的绝对律令，而“不忍”则是作为诗人陶渊明的个体选择。“不可”和“不忍”构成了陶渊明作为政治诗人的底色。此后，陶渊明拒不使用刘宋王朝的年号，而以甲子纪年，这在以年号建元的王朝兴替中，无疑表达了对刘宋王朝合法性的根本否认。几乎所有研究陶渊明的文献都跳不开《南史·陶渊明传》的这一段：“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可以补充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总被我们解读成一种遗世独立的趣味，但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别开生面地告诉我们，桃花源其实是东晋期间滞留在中原的汉人为抵御五胡乱华而构筑的坞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书坑儒的秦王朝，而是当时氐族人建立的蛮族政权前秦。这种传统的华夷之辨，乃是陶渊明家国情怀的延伸，也是陶渊明现世关怀的体现。陶渊明的眼光何尝离开过他的时代他的国？与其说《桃花源记》是对乌托邦的幻想，不如说是对中原汉人艰苦抗争、顽强生存的礼赞。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使得陶渊明不可能脱离天下国家去书写田园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诗的升华而恰恰是诗的堕落。傲霜的东篱菊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命的选择。贺麟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中说“轻蔑政治比反对政治还要坏。”可以说陶渊明的晚期的确是反对刘宋政权的僭政，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身，并没有逃避。不合作也是一种态度。写诗和归隐，都是以另一种形式对政治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