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文学概述

自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完成南北统一，其间约800年，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由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到分裂对抗、地方割据的变化，文学也逐步摆脱了哲学、史学附庸的地位，开始独立地发展。这一时期的前400年，特别是西汉时期，社会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发展，国力空前强大。于是，规模宏大，铺陈扬厉，“润色鸿业”的辞赋创作，成为一时的风气。同时，各种文体的散文和文人五言诗也渐次发展起来。后400年中，陆续出现群雄逐鹿、王室内乱、异族入侵、南北对峙、争战不息的混乱局面。社会的动荡、政治的黑暗、民生的艰难，对封建统治以及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人们开始摆脱经学的束缚，对宇宙和人生进行哲学的思考，对生命本质、个人感受、审美趣味更为关怀，于是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时代。为了具体了解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脉络，我们分两部分来进行介绍。 一、两汉文学

在两汉文学中，汉赋是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它由楚辞演化而来，经过了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等几个发展阶段。早期汉赋的内容多以批判现实、抒发个人愤懑感情为主，形式上带有楚辞的句法特点，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 鵩鸟赋》等。西汉中期，从枚乘的《七发》开始，赋的内容向“体物”的方向转变，主要描写京都、宫

室、苑囿、畋猎等事物，形成辞藻华丽、想象丰富、专事铺陈、讲究排偶的宏篇巨制。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描述楚王云梦和天子上林游猎的盛况，使汉大赋的铺彩摛文达到了顶峰。此后，跟进者络绎不绝。如扬雄的《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都洋洋洒洒，蔚为壮观。赋的作者可能意在讽喻，但实际上只能起到“劝百讽一”的效果。东汉中期以后，虽然汉大赋创作仍然不衰，但开始出现了抒情小赋，张衡《思玄赋》、王粲《登楼赋》等就是优秀的代表。

西汉前期的散文，总体上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实用性质，内容或是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或是为新王朝提供统治的良策。如贾谊的《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政治眼光敏锐，论说缜密睿智，保持了战国纵横家雄恣辩丽的风格。到了西汉中期，散文开始出现了追求对偶工整的趋向。如桓宽的《盐铁论》，本是关于国家财政方针讨论会议的记录，也有很多对仗工整的偶句，这成了东汉散文的带有普遍性的特点，后来演化为六朝的骈文。东汉后期散文多批评时政，期以补救，如王符的《潜夫论》等。

代表汉代散文最高成就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它以记人为经，叙事为纬，开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先河。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完整地记述了汉武帝以前的中国历史，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司马迁首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他对历史和社会具有

独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善于处理复杂的事件与宏大的场面，通过情节的发展与细节的刻画，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语言既精炼丰富，又准确传神，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既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对后世叙事散文和古典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诗歌史上的又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乐府是秦代建立的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主要任务是收集民歌，训练乐工，编制乐曲，汉武帝时得到大规模的扩充和发展。乐府机构采集的民歌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两汉乐府诗主要来自民间，有着民间文学刚健清新的气息，关怀社会人生，贴近现实生活，叙事技巧娴熟，抒情直率大胆，语言质朴，句式以五言和杂言为主，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汉代乐府诗以叙事诗成就更为突出，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古典诗歌中的瑰宝。此后，“乐府古题”成为历代诗人反复创作的重要母题和形式，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诗经》一脉相承，更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文人诗歌创作，成为唐代“新乐府”的源头。

东汉时期，文人五言诗逐渐孕育形成，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这组无名作家的作品，中心主题是咏唱对于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感伤。它以悲伤的基调，展示了闺怨、友情、相思、怀乡、游宦、行役、劝慰等多方面的生活内容。它常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非常大胆地表现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个体意识，毫无矫饰地展示内心世界，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洗练概括，极富于艺术感

染力。此后，五言诗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成为文人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孕育、萌生、成长新趋势、新因素的时期，鲜活而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的新景观。首先是“建安文学”。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19），从文学史分期来说，建安文学则包括建安和曹魏的前期。当时，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羽翼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广泛从事创作活动，创作了许多个性化的作品，推动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其中，以曹氏父子和王粲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他们继承了汉乐府的关怀现实的传统，以诗歌反映时代的动乱，表现自己高昂的政治理想，喟叹人生的短促和民众的苦难，个性强烈，情调深沉，充满着浓郁的悲剧气氛，形成了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被称为“建安风骨”。这被后世的诗人所景慕，成为他们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曹魏后期文学，文学史上称之为“正始（齐王曹芳年号，240—248）文学”，其主要代表作家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他们身处魏、晋易代，司马氏残酷屠杀异己的恐怖政治环境之中，理想破灭，危机四伏，诗歌风格便由悲凉慷慨的高扬，转化为兴旨遥深的“渊永”。隐逸、玄言、游仙，开始成为诗歌的重要内容。其中，阮籍80多首《咏怀诗》，用隐晦曲折的手法抒写内心深处无法解脱的孤独和苦闷，

不乏对礼教的揭露，对政治重压的抗议，“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钟嵘《诗品》）。嵇康为人孤高、任侠，反抗现实较阮籍激烈，散文比诗歌成就要高。其《与山巨源绝交书》，精辟犀利，保持了建安文学的基本风格，成为这一阶段散文最突出的代表。

西晋太康（晋武帝年号，280—289）年间，社会出现了短暂的稳定和繁荣。虽然门阀士族垄断文化，文学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但仍呈现出热闹的局面。出现了一批比较重要的作家，如傅玄、张华和“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他们的诗作笔触细腻，描写繁复，词藻华缛，大量运用偶句，反映了文人诗歌向讲求技巧的方向发展的新趋势，为齐梁诗歌的格律化运动和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诗人中，曾作《三都赋》使“洛阳纸贵”的左思卓尔不群，8首《咏史诗》集中抒发了寒士的不平，对门阀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抗议，犹存建安风力，被后人誉为“千古绝唱”（胡应麟《诗薮》）。

东晋时期玄言诗泛滥，以诗说理，大多平淡寡味，只有郭璞的《游仙诗》抒写了仕途偃蹇、壮志难酬的苦闷，继承了《诗》、《骚》的比兴寄托的传统，和左思《咏史诗》异曲同工。到超拔流俗的大诗人陶渊明出来，才给文坛带来了务实、冲淡的独特风情。他曾做过短时间的县令、参军。官场的污浊腐败使他毅然辞官归隐。他安贫乐道，崇尚自然，并能把老庄哲学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从中发掘出诗意，开创了田园诗这片崭新的天地。他以最平淡朴实的语言，抒写率真自然的

情感和怡然自得的心境，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完美意境。他的散文《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同样反映了他的人生态度和社会理想，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由于他的作品和当时文坛的华丽文风相左，当时并不为人所重，死后，他的人格、他的思想、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的价值才逐渐显现出来，对后世文人思想和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南朝宋代最著名的诗人谢灵运、鲍照和颜延之并称为“永嘉（宋武帝年号，424—453）三大家”。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注重字句锤炼，善于用富丽精工的语言描摹自然景物，但有时过分雕琢而流于晦涩。鲍照出身贫寒，郁郁不得志。他的诗歌“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钟嵘《诗品》），对世家大族垄断政权表示了强烈不满，对下层人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表示了极大同情。他们进一步拓宽了诗歌题材。谢灵运的诗作影响了南朝一代诗风。鲍照的《行路难》等诗也为七言诗体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南齐永明（齐武帝年号，483—493）年间，沈约、王融、谢眺等人，把四声的发现应用到诗歌创作中来，形成了讲求格律和对偶的新体诗，称为“永明体”。他们的追求虽然偏于艺术形式技巧，但同样为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没有永明体，就没有后代的近体诗，唐宋诗歌的成就也就不会那样辉煌。其中的谢眺，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清丽工致的特点，把写景和抒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情景交融，形成了清新流丽的风格，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诗人。

梁、陈两代，形成了一些以宫廷为中心的文人集团，作家众多，应酬

唱和蔚为风气。由于他们的生活圈子狭窄，诗歌内容相对贫乏，主要以咏物和女性描写作为题材，情调轻艳，风格柔靡，追求声律、对偶和词藻之美，成为文坛普遍的的风尚。这类诗歌人们称之为“宫体”，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

受着诗歌讲求格律形式的影响，东汉以来散文骈偶化的倾向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骈四俪六的骈文和骈赋，对偶工整、音韵和谐、词藻华赡，大量用典，是它们最显著的特点。其中虽然不乏名篇佳作，但发展到后来，骈文不但用于文学散文的创作，而且广泛用在表章奏议、碑志铭诔等日常应用文的写作之中，形成了畸形繁荣的局面。 南北的分裂对峙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加大了地区间文风的差异。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清丽的文学传统和北方雄浑的格调融合起来，创造出一批既秀丽细腻、又清新刚健的诗文。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阐释和补充《水经》的地理著作，它生动地描绘了祖国雄伟秀丽的山川，记载了很多饶有风趣的民歌民谣、历史事迹和神话传说，文笔优美，对后代山水游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南北朝乐府民歌，也因为南北地域、民族、文化及心理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吴歌、西曲等南朝民歌大都是反映男女爱情的恋歌，语言清新，情致缠绵，风格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更接近社会现实生活，语言质朴，感情直率粗犷，风格刚健雄浑。

魏晋南北朝是古典小说萌芽的时期。这时的小说观念和近代不同，还是指那些“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主

要保存在一些笔记类著作之中。这类笔记可以分为志怪和志人两类。晋代干宝的《搜神记》是志怪笔记的代表，除了宣扬鬼神迷信之外，保存了一些优秀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如《干将》、《韩凭》、《吴王小女》、《李寄》等。南朝刘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则是志人笔记的代表，集中记载了汉末到东晋的名人的轶事和言谈，能在只言片语中勾勒出人物的肖像和风神。它们是我国古典文言小说的滥觞，唐代成熟的小说——传奇就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

文学创作的繁荣，技巧的讲求，都要求理论的指导，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因之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人们开始进行文体的讨论，把哲学和史学的著作与“文”区别开来，又将“文”分为“有韵”的“文”和“无韵”的“笔”。尽管这里的“文”和今天所谓文学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毕竟是观念上巨大的进步。影响深远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就是在区分文体的基础上编选的一部文学作品总集。齐梁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是两部文学理论批评的专门著作。《文心雕龙》对文学的创作方法、文体的源流演变以及作家作品的优劣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诗品》则把汉代以来的五言体诗分为上、中、下三品，追源溯流，进行了中肯的评论。这两部著作和稍前的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总之，汉魏六朝的文学进入了自觉的独立发展的时代，在辞赋、散文、诗歌、小说、文学理论批评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独特的成就，为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