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居 中
来源：《红广角》 2012年第7期
（上海）房 中
家风连着党风，好的家风可以促进党风的好转。好的家风要靠严格的“家规”来形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些党员干部之所以被处罚，往往是从家庭变质开始的。本文简要地叙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等共和国领袖的“家规”，希望对当今的党员干部的作风建设能够有所启示。顺便说一句，这里所说的家规，不仅仅是对自己子女的要求，还包括对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
毛泽东：不搞特殊
“不搞特殊”是毛泽东给自己的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定下的严格的规定。他告诫子女：“靠毛泽东不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去奋斗。不要把我挂在你们的嘴边上去唬人”，“要做一个普通人”。
在毛岸英、刘思齐的婚姻上，即使离当时规定的结婚年龄只差几个月，毛泽东说：“不到结婚年龄，不允许你们结婚。”毛泽东对在军队工作的李敏说：“告诉人家你是解放军的干部，也不要说你是毛泽东的女儿。”在家里，按照规定，毛泽东可以吃小灶，他不允许子女跟他一起吃小灶，他认为，小灶是人民给他的待遇，子女不应该享受，而是应该去吃食堂。有次，他发现孩子们的“老三样”早餐稀饭、馒头和咸菜变成了咖啡、牛奶和面包，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生活会，严厉地批评孩子们搞特殊。
他的子女，无论是上学，还是生病住院，都不填写父亲是毛泽东。毛泽东要求子女要享受与普通老百姓同样的待遇，他的专车，别人是不能乘坐的。有一次，卫士长李银桥偷偷地派车去接李讷，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吃不饱，李银桥悄悄地给她送去了饼干，毛泽东知道后，又是一顿严厉的批评。
除了自己的子女，毛泽东对自己的亲戚也是严格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在许多乡亲的眼里，毛泽东成为了“皇帝”。于是，许多人写信来要求安排工作。毛泽东回信说：“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要说话的。”1949年10月，杨开智计划到北京找毛泽东解决工作问题，毛泽东立即表示：“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堂弟毛泽连和表弟李轲来北京看望他，李轲请求毛泽东在北京或湖南给他找一份工作，毛泽东说：“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才有今天，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先烈才是。你们都是种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种田、种菜、喂猪稳当些。回去把生产搞好，把生活搞好。”
毛泽东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定了一个严格的规矩，就是不收礼。有的人利用职务之便或低价收受一些土特产，毛泽东知道后，十分生气，立即吩咐让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汪东兴回来处理此事。最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把一些工作人员调离了中南海，并拿出自己的稿费来退赔，一共退赔了三万多块钱。
周恩来：“十条家规”
周恩来订立的“十条家规”全文如下：“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出差顺路时看看；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来者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出钱，没有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
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去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是这样规定，也是这样执行的，他没有给亲属一点特权。邓颖超也曾对她的侄女周秉德说：“在成长的道路上，你不要想靠伯伯的任何关系，事事要靠自己的努力。”的确是这样，周秉德在不设科的区委宣传部，没有任何职务地干了整整十年，工作一直受好评，但级别职务从来没有动过，周恩来与邓颖超没有帮她说过一句话。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周秉德受到造反派的揪斗，也没有说出她与周恩来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她的两位邻居议论说：“听说她是周总理的亲戚”。“周秉德？你拉倒吧！她怎么可能是周恩来的亲戚?!退一万步，即便是，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要真是，她能和我们一样受这份罪?”周恩来的大弟弟周恩溥的儿子周荣庆一家一直隐居在河南焦作市，靠做小生意和打工维持生活，从不炫耀自己的身世，从没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也从来没向谁抱怨过一句。
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的侄子也和别人一样，每天早上抱着一个饭锅到大食堂去排队打豆浆买油条；去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票看电影。据周恩来的秘书回忆：这是总理定下的规矩，让侄子跟普通工作人员一样，不搞特殊化，另外，也可能是培养孩子自食其力。
要说周恩来给身边的人一点“特别关照”，那也是坚决不同意邓颖超到政府里担任职务，哪怕是担任妇联的副主席，周恩来还是吵架不让上，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被周恩来压下来；周恩来亲自找到弟弟周同宇单位领导，要求在弟弟工作的安排上职位要尽量低，待遇要尽量少，弟弟因病不能正常工作，周恩来执意要给弟弟办理病退；自己花钱雇一辆三轮车把侄子侄女从学校接回来。
除了上面的十条家规，在特殊的时期，周恩来还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定下了特殊的规定。1962年，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秘书跟随总理到东北出差，行前周恩来就交代了几个不准的注意事项，即：不准吃山珍海味、不准吃肉、不准吃蛋、不准吃油炸食品、不准摆水果。周恩来还嘱咐秘书要带上茶和苏打饼干，以便夜里工作之后吃。这也是不想给地方找麻烦。
刘少奇：“四不准”与“三要求”
刘少奇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定下了“四不准”的要求，即：一是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不准惊动别人；二是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三是不准向人家要东西；四是参观时不准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同志的工作。刘少奇还对秘书提出了“三个要求”，就是反映情况、传达意见要忠实无误，办事不要越权私自做主张，不要假借领导名义谋私利；要保守机密，不能搞小道消息；对外联系要态度和蔼、谦恭有礼，工作要埋头苦干，紧张而有秩序，安排好轻重缓急，处理问题要及时。
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刘少奇来到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在湖南，他不要以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为总队长的省委工作队陪同，也不乘坐省委安排的高级苏制吉姆轿车，更不要席梦思、大沙发。刘少奇只向省委要了一辆苏式嘎斯69吉普车和一名工作助手就深入农村，开始了调查研究。他们自己生火做饭，自己搭临时床铺，自己找来办公桌，不给省委找一点麻烦，这也是刘少奇提出“四不准”要求的真实写照。
刘少奇不仅对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对自己的子女更加严格要求，决不让孩子产生特殊化的思想。王光美曾说：“少奇对孩子们的工作和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教育，归根到底，都是个‘严’字。他以‘严’要求自己，以‘严’要求孩子们。少奇同志要求他们成长为生活节俭朴素、学有所长、品德高尚的人。”
当刘少奇知道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党支部讨论刘爱琴入党转正时，亲自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刘爱琴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够成熟，不同意其转正。党支部会议上，大家认真、热烈地
讨论了刘爱琴的转正问题。最终，取消了刘爱琴预备党员的资格。正因为如此，刘爱琴觉得“父亲的严格要求，几乎让人受不了”。当他知道女儿私自往中南海打电话，调用公车时，严厉地批评了女儿；当他知道女儿私自叫身边的工作人员买了一身绒衣绒裤时，又是一顿严厉的批评，说：“不能随便花人民的钱”。
为了锻炼孩子吃苦耐劳、独立自主的作风，刘少奇连续3个暑假把上中学的儿子刘源送到部队锻炼，即使练得腰酸背疼也不能停下来；他让只有15岁的女儿刘平平独自一人到河北省定兴县给正在搞“四清”的王光美送一封信；三年困难时期，他还是让孩子住在学校，要孩子尝尝吃不饱饭的滋味。
朱德：“三不准”
朱德给家人规定了“三不准”：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不准亲友相求；不准讲究吃、穿、住、玩。朱德曾说：“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衣服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不然就不能到工农中去了”，“干部子女往往自以为比别人优越，这是十分要不得的”。
外孙刘建初中毕业后，朱德建议他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结果连里分配他去养猪，由于年龄小、力量小，猪食挑不动还洒了一身，他一生气，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调回北京。朱德知道后，亲笔回信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养猪也是为人民服务，怕脏、怕苦不愿养猪，说明没有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民服务就不要怕吃苦。劳动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想调回来是逃兵思想。”在姥爷的教育下，刘建坚持在农村锻炼。
朱德勉励右腿负伤致残的儿子朱琦：要经常下去“蹲点”，“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结果在部队本是团级干部的朱琦先是当练习生，后来当火车司机。朱琦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以至于他的同事都不知道他是朱德的儿子。侄孙女朱玉珍在朱德的鼓励下到东北边疆农场劳动工作。
朱德曾对他的女儿朱敏说：“老百姓怎样生活，你就怎样生活。记住你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人民没有赋予你特殊的权利。”当朱德得知，他的司机开车送朱敏的儿子刘建上学时
（仅仅一次），严厉地对朱敏说：“小汽车是党和国家派给我的工作用车，不是我的私有财产，除了我外出使用外，家里任何人都不能使用，连你妈妈上班都不能用我的汽车，更不要说才六七岁的孩子，上学就用轿车送轿车接，你知道这是培养他们什么思想？享乐思想！特权思想！”第二天，朱德找来一辆三轮车送外孙上学。朱敏曾说：“正因为当初爹爹没让我享受特殊的生活，让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我今天能拥有普通人幸福的生活和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
朱德对家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是严格。朱德住进中南海20多年，除了必要出访的两套好一点的服装外，其它的衣服都有补丁。在夫人康克清和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才勉强做了一件料子不太好的新衣。朱德一生积攒下来近两万元的“财富”，用朱敏的话说：“这来之不易的积蓄是爹爹用近似‘虐待’自己的方式才换取而来的。”
邓小平：低调、守法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带着孩子也来到了北京。进入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对卓琳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卓琳一生坚持这一准则。邓小平妹妹邓先群曾说：“我大嫂这个人，她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她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那人就是这样，也很守规矩，而且她特别体贴我大哥。”邓小平从来不对自己的孩子讲自己的地位，孩子们也不知道自己父亲的官有多大。邓小平对子女的教育遵循的是“给他们本事，教育他们成才，多少不在乎，能养活自己就行”。
邓小平对自己的子女也是要求严格。邓家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子女不能介入大人的事情，所以邓家子女都在自己单位做自己的事情。每次重大运动来临之前，邓小平就把自己的子女召集起来，要求每个人都要自珍自重，出了问题谁也不保。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邓小平成为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把家人召集起来开了一次家庭会，中心议题就是要邓家人“夹着尾巴做人”。邓小平大女儿邓林回忆起这次谈话时说，当时邓小平谈到邓家孩子要谨慎，名不要出得太大，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强调“要守法，不要脱离国家的法律范围，真要到那个时候，我也不会帮你们”。尽管由于邓小平晚年听力衰退，小女儿邓榕充当“耳朵”，参与和见证了许多影响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历史时刻，如第一次南巡、中英谈判等，但邓家人始终恪守着见证者的“本分”，与政治保持着距离。邓家人吃饭，每次都是吃得干干净净，饭桌上哪怕有一粒米也要捡起来吃掉。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回忆道：“这种勤俭的作风，寻常百姓家都难做到，但是邓家的家教就是如此之严。”
邓小平的警卫回忆道：“出去的时候他都会说，不许马路上禁止交通。几次老人家都说，张宝忠啊，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周围都是群众，不能妨碍群众。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胡同是死胡同，群众修房啊、来人啊都不许妨碍。”邓小平的裤子穿到裤边都磨破了，工作人员实在看不下，就劝说邓小平重新做一条新的裤子，可邓小平却说：“共产党人开会不是比赛穿新衣服，而是讲究个干净整洁，裤脚破点没啥子关系。”
陈云：“三不准”
陈云对自己的亲属提出了“三不准”的要求，即：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陈云的夫人于若木曾说过：“我们家的家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的机关干部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家属和子女都严格地遵守。在陈云故居暨青浦革命历史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两辆红旗牌的车，一辆是红旗牌的轿车，一辆是红旗牌的自行车。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联络室工作，每天上下班与陈云走的是同一条路线，所不同的是，陈云每天坐轿车去，于若木每天骑自行车去，即便是刮风下雨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前，于若木被调往位于香山的中国科学院工作，路途比较远，每次要骑上一个半小时，路上饿了，就吃一块巧克力充饥，然后接着骑。
陈云的儿子陈元曾回忆说：父亲的大办公桌上都是文件，他不准我们过去看，他也从来不把党内的文件拿出来说什么，因为党内有纪律，他是非常严格遵守纪律的一个人，我们也不敢乱问。在国家实行供给制时，陈云还严格规定，子女不许与他一起吃小灶。
除了“三不准”的要求，陈云还给子女提出了两条原则，即：读好书，做好人。陈云时刻提醒他们决不能以高级领导干部的子女自居，他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了”。1977年，恢复高考，陈云嘱咐于若木迅速通知女儿陈伟华。但是，由于长时间在农村教书，陈伟华既不熟悉高考的课程，也不知道高考的广度与深度，再加上时间紧迫，距离高考只有2个多月。这时，陈伟华想到妈妈认识一位在大学工作的同志，她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想请这位同志来指导一下自己。于若木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爸爸说这叫走后门”。结果，陈伟华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陈云还定下了不收礼、不请吃、不吃请、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不吃高级菜等等规定。他不收礼，有的领导送来了两盒葡萄，他只尝十颗，叫“十全十美”，剩下的请他们全带走；他不吃鱼翅等高级菜，每天就吃豆腐等几样家常菜，他的厨师抱怨说：首长天天就吃这几样菜，我们的手艺也提高不了；他到外地视察，也从来不要领导迎接；他不请别人吃饭，别人请他吃饭，他也不去。陈云的秘书曾说：首长对自己的要求，到了苛刻的程度。
笔者只是从一个角度简单地叙述了领袖的精神风范，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每写完一位领袖，笔者的内心仍然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们身居高位，但对自己的子女、亲属、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那样严格，那样苛刻，令人唏嘘不已。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对身边的人要求不严，以致出现了“官二代”、“腐二代”，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与领袖的家规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领袖的精神风范，以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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