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

资料来源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国农业信息网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发展趋势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浪潮，其独特性在于以户籍制度为根本的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一下子取消户口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可以预计未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仍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短期内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发展趋势有：

劳动力流动的整体规模逐年增加，但增速放缓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的农村劳动力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但自1997年起，转移速度呈下降趋势，1997-2003年，年均转移5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约4%。特别是2003年，农村转移劳动力仅增加490万人，同比增长3%，低于近年的平均水平。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抽样调查数据，至2003年末，我国农村共转移出劳动力约为1.7亿人，转移劳动力的比重为34.9%，仅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流动的整体规模肯定仍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因为毕竟还有4500万左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是流动规模增加的速度会继续放缓。原因有三：其一，城市中对劳动力的需求能力开始减弱，资源密集型企业的发展肯定会受到挤压，由此可以预计城市新增就业岗位会相对减少；其二，中央近年来的惠农政策开始逐步显现效果，农民收入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农业生产收入的提高，使得农民投入农业的积极性提高，即农业劳动力投入会有所增长；第三，二十几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减少了劳动力基数，特别是女性劳动力的数量。上述种种约束条件的综合影响，其结果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增速会继续放缓。

社会网络对迁移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

当今仍滞留在农村，有外出务工意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目前未付之于行动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信息，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存在过多的担忧。而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可以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风险，为其内部成员提供收益和“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由于累积效应的结果，会促进来自特定输出地的迁移，集中于特定的输入地，并从事特定的职业，反过来人员的集中又可能促进社会网络的进一步完善，从而增加潜在流动者行动的可能性。

社会网络对迁移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也说明了政府在帮助农民工的工作上力度不够大，虽然在流动的主要输入地有不少劳动力输出大省（市、县）的办事处，但是农民工并没有多少人主动利用此项资源。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可以更加有效的降低迁移成本和风险。进一步由于社会网络的自动累积效应，致使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会更趋成熟，对于将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者带来更大的作用。

省际间流动人口所占比重将持续增长

“五普”数据表明，2000年有7900万人是跨县流动人口，而跨省流动者则高达4200万人。如果与19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比较，省际迁移所占流动人口总量的比重从32%增加到了54%。其中有很大部分是流向到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预计未来省际流动规模仍将持续增长，理由有三：首先，产业集群将导致流动人口的空间积聚，因为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行为都是基于输入地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一前提条件；其次，交通和电信的迅猛发展将使流动人口的交通成本和心理成本持续降低，他们流动的空间距离自然会加大；这意味着“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境界，最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仍旧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

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呈现多元化趋势

“五普”数据显示，城市中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四个行业，其所占比例高达82.4%。上述四个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最主要的部门，它们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并且对于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和素质要求不高。然而，随着农村青年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提升，人力资本的积聚，他们的就业面越来越大。另外，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密集型主导的产业也在逐渐向技能密集型转变，职业分工愈加细化，职业类型增加。

女性流动者的主体发生变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24岁年龄组的变化，其中已婚者的比例几乎翻了一倍，从18%上升到34%。约一半的女性是独自迁移，一半有丈夫陪同。由于2/3的女性移民都是已婚，因此这意味着女性移民中有1/3是作为夫妻一起迁移的。

另一方面，已婚女性迁移的最大约束是抚养小孩与工作之间难以兼顾的矛盾。女性外出务工最大的障碍：如何妥善安置未成年小孩，已经不再成为难题，老一辈帮忙照看小孩成了缓解这一约束的关键因素。已婚生育的女性流动者，3/4的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看。剩下的1/4女性把子女带在身边，从而又造成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目前在各大城市谋生的农村女性，她们比通常的打工妹要年长，并且已婚和有小孩，她们或者自雇，或者靠丈夫赚钱养家而她们照顾小孩，她们很少在工厂工作，因为工厂通常只为工人提供同性别的集体宿舍。

资料来源2：山西日报

关注农民工：五寨“回乡潮”变“创业潮”

山西日报讯 4月10日，趁着晴好天气，五寨县砚城镇中所村外出务工返乡村民常喜喜和家人一道给新搭建的蔬菜大棚加盖保温塑料布。今年，中所村返乡农民工新建了连片大棚50多亩，集体种植绿色无公害蔬菜，仅此一项预计可收益30万元，解决15人就业。

针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大量农民工返乡现象，五寨县及时成立了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协调小组，并出台了 《扶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与就业办法》，从办证、用地、税收、小额贷款等多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他们就业创业。截至3月底，该县返乡农民工创办企业600余家，安排5000余人就业。

这些返乡创业者中，相当一部分人从事种植、养殖以及农副产品深加工，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业结构调整。此外，返乡创业者还着力投资于非农产业，有效带动了城镇人口的集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为返乡农民工就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去年9月，在北京打工的张振兴回到家乡孙家坪乡富康村后，在当地乡政府的帮助、引导下，与亲戚联手投资20万元开了农家饭庄，经营面积达160多平方米，目前饭庄生意兴隆，效益可观。

资料来源3：新华日报

返乡农民工基本实现就业 江苏就业形势明显回暖

4月7日至1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士秋带队到江苏省督查就业工作。省政府领导同志向督查组汇报了江苏就业工作的总体情况。据介绍，今年以来，江苏省城镇范围就业形势并没有因金融危机而发生大的逆转，主要就业指标数据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并在三月份已初现明显回暖迹象。

城镇零就业家庭连续19个月动态为零。虽然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

多，但江苏省今年确定就业工作主要指标仍与去年大致持平。截至3月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5.4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1.04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2.5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的29.8%、44.16%、50%，并连续19个月保持城镇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

城镇登记失业率回稳。尽管今年江苏省城镇登记失业率出现了近5年来的首次小幅回升，但随着各项就业促进政策以及经济刺激计划的落实，到3月末，全省登记失业人数已经比2月末减少了570人，登记失业率为3.27%。

返乡农民工基本实现就业。截至3月末，全省返乡农民工累计达到308.8万人。其中返乡过年231.8万人，受经济形势影响返乡的48.9万人。各地采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帮助企业稳定现有岗位、技能培训、提升就业服务等多种措施，帮助农民工及时就业。到3月末，全省返乡农民工中外出务工256.45万人，在本地就业创业51.25万人。目前尚有5526人滞留在农村，仅占返乡农民工的0.2%。

新签劳动合同人数逐月增加。3月份，企业新签劳动合同人数30.47万，比1月、2月分别增加4.50万、4.15万。与此同时，企业新增吸纳就业人数也在逐月增长。

资料来源4：聊城日报

“包袱”如何变财富——冠县返乡农民工流向调查

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使得成千上万农民工返回家乡。他们虽然有技术、眼界宽，但是缺少项目和信心。如何创造条件、引领他们踏进创业门槛，已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话题。请看——

“包袱”如何变财富

——冠县返乡农民工流向调查

金融危机影响离我们有多远？根据对我市部分企业的调查，今年有54.5%的企业春节后有招工计划，这表明经济增长依然具有相当的吸纳就业的能力，但计划招工企业的数量与去年相比减少了30%，空岗数量减少20%。在此情况下，农民工返乡之后路在何方？对此，记者对冠县返乡农民工流向进行了调查。

首先，返乡农民工不同于失业职工，因为他们有土地。对此，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农民工的 “退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保障农民地权、制止“圈地运动”，以保障农民可以 “自由地返乡务农”；另一方面，为失业但未返乡的在城 “待业”农民工提供基本保障。

山东省聊城冠县是劳务输出大县，长年在外务工人数达17万人以上，年创收入达15亿元左右。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金融海啸的威力不断升级，冠县部分在外务工人员也开始返回家乡。

该县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县春节期间返乡人员8.2万人，截至2月11日已返岗人员6.3万人。返乡后不再外出人员人数4100人，其中返乡拟创业人员600人，因年龄、婚姻等原因不再外出的1800人。因考虑当前就业形势或正在联系、查询用工信息的1.2万人。部分返乡农民工因就业无门，有成为农民增收的 “包袱”之虑。

返乡之后的出路在何方？为详尽了解这一情况，冠县建立了在外务工人员返乡调查周报制度，深入细致地摸清了全县返乡人员的基本情况。这些农民工被分为三种类型：一种

是观望型人员，这部分人员在外务工时间长，原来工资待遇相对较高，现在正等待原打工单位 “恢复元气”，重新走上打工之路；一种是创业型，基本以多年打拼积累一定资金、经验者为主，他们有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回乡寻找合适的项目自主创业；一种是务农型，以积蓄一定资金者为主，在当地一系列强农富农政策的吸引下，返乡从事种养等农业事业。

调查中，笔者发现，通过政府部门的引导扶持和返乡人员的积极努力， “包袱”也会变财富。

冠县经济格局以内需行业为主，受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形势相对稳定。记者了解到，早在去年10月份，该县针对返乡人员缓增的现状，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各乡镇制定了鼓励返乡创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今，这些措施也正根据形势的变化逐渐得到完善和规范，并发挥出助推就业创业的作用。

返乡农民创业具备一定的优势，如有积蓄、有技术、眼界宽等，但也不同程度地欠缺资金、技术、项目和信心。如何引领农民工进入创业门槛？ “扶上马，送一程”式的帮扶使农民树立了创业的信心，克服了创业困难，越来越多的人由“寻找财富”加入了 “创造财富”的行列。

冠县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农民工创业帮扶行动。他们确定了农民工创业“非禁即允”原则，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支持农民工从事个体经营、创办民营企业等。去年以来，发放农民创业贷款12亿余元。

采访过程中，冠县县直部门和乡镇提供的针对返乡农民工的 “创业套餐”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定远寨乡规定，农民工创业者创业方案切实可行的，乡政府免费提供土地、水、

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经济困难的，乡政府负责协调贷款，承担1.6万元的贷款利息，并无偿扶持创业资金2.5万元。

当前农民工培训工作面临十四个问题

当前农民工整体素质低下已成为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转移，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对农民工、特别是返乡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已成为各级政府工作中需要妥善处理的大事，日益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的重视。然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农民工培训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须采取措施。

培训内容方面的问题

▲培训学校专业课程设置与农民工就业实际需求不相吻合。一些培训机构在培训内容上与农民的需求有差距，既与实践相脱节，更不能让受训者立竿见影。参加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普遍感觉培训内容“用不上”，造成“不学白不学，学了也白学”。

▲培训内容单一、雷同，针对性不强，且多集中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上，缺少对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科技的培训。目前基本上很少开设农业技术和农业科技方面的培训。当前大多数培训都集中在裁剪缝纫工、电焊工、厨师、美容美发等专业。这些工种技术含量和经济效益都很低，对提高就业能力的作用有限。

▲培训内容多侧重技能培训。目前培训多是让农民工拥有一技之长，但注重提高他们的生存技能，涉及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的法律法规常识讲座和城市文明常识、心理健康知识辅导等培训很少。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本领虽然得到了加强，但就个人综合素质而言，仍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培训资金方面的问题

资金问题一直是制约农民工想培训和被培训的瓶颈问题。当前培训资金分配在各个部门，导致各自为政，使培训形不成合力。

▲政府投入资金不足制约农民工培训工作。根据《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政策措施，农民工的培训资金由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共同负担。现实中农民工培训主要由政府埋单，农民工没有承担费用的能力，而企业则没有承担费用的意愿。要增加培训投入，由就业专项资金和相关专项资金中给予补贴，目前看来仍显不足。在一些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地，贫困县的财政收入50%要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县财政根本无力划拨资金用于补贴农民培训活动。培训内容“缩水”，造成培训形式走过场。

▲农民感觉培训费用太多，“不划算”。农民工要参加培训，除培训费外，书本费、考试费、生活费、职业技能鉴定费、职业介绍费诸项费用少则数百元，多则几千元，这就把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挡在了培训门槛之外。

▲培训资金分散，就业专项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目前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补助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同一培训科目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补贴额度，导致培训机构收取的培训费用难以确定，使农民工培训的效率很低。另外政府虽然明确提出以就业专项资金补贴农民工职业培训，由于使用范围狭窄，审批很严，往往是下半年财政拨款才到位，从而造成一方面失业者急需帮助，另一方面又有资金结余过多的现象。

▲职业教育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农业职业教育又是弱势中的弱势。农业职业院校难以投入大量的资金与师资来专司此项工作，影响培训效果。

培训时间方面的问题

▲农民工不能自主选择培训专业的培训时间。部分农民确实有参加培训的意愿和需求，但由于不能灵活自主选择培训时间错过培训机会，没能参加培训。目前，对农民工的免费短期培训时间在2～3个月，像厨师、缝纫、车工、焊工这类专业，两三个月的培训确实难以熟练掌握，导致部分农民工不愿参加培训。另一方面培训时间过长，参训人员难以保证学时，农民工又担心耽误找工作，从而影响到了培训效果。

培训观念方面的问题

▲有些地方仍对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些地方的领导和部门对农民工培训工作仅停留在口头上，具体问题落不到实处。

▲大多数农民工还没有意识到培训学习的重要性。农民工自主参加就业培训意识淡薄，对培训工作认识不够，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农民工大多数文化底子差，学起来很费力，很多人常常因为没有信心半途而废。

▲一些地方政府以为将农民工送进培训班就万事大吉了，认为“培训能让返乡农民工有一个地方呆着，不闹事”就行了。

培训体制方面的问题

▲管理体制不顺。目前参与农村劳动力培训的部门多，各部门、各有关单位的职责范围没有明确划分，自成体系，互不联通。纵向层面省、市、县、乡建立的科技素质培训资源未能相互有效地衔接。横向层面涉及农民培训工作的部门有农业、科技、教育、劳动、

财政、妇联、共青团等近20家，造成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重复培训等。

▲在培训中没有很好地调动企业在农民工培训中的积极性。企业培训对农民工提高实用技能、增强操作本领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企业在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缺位现象。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目前对农村劳动力培训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监督机制，多数地方政府只是把培训费往下拨付，没有跟踪检查培训效果、考核培训工作成效。由于监管不力，有的培训学校(点)存在学时不足、学员流失、有少数冒名顶替现象等问题。更有甚者，一些不负责任的培训机构和人员钻政策的空子，挪用资金，搞假培训，编造名册，骗取国家的补助金。

对策措施

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持短期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培训与技能鉴定相结合，培训与就业指导相结合的方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转移就业的引导性和职业技能培训为重点，逐步形成政府统筹、行业组织、多方参与、整体推进，重点依托各类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开展培训的工作局面。

强化组织领导。应进一步转变观念，建立一个组织、法律、政策、投入、师资、资源“六到位”的、社会广泛参与的新型农民培训机制，将农民教育培训真正纳入“有领导、有机构、有场地、有内容、有特色、出实效”的正常运行的机制中，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

积极整合培训资源，加大培训资金投入。一是按照合理布局，方便农民，充分挖掘教育资源的潜力和空间，有效整合各级各类农民培训及教育资源，强化基地建设，增加培训

项目，扩大培训规模。二是加大农民工培训资金投入。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农民工培训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培训教材补助、聘请师资补助、必要的教学仪器设备补助和经济困难学员食宿补助等，不能挪作他用，更不能兑换或变相兑换成现金。

完善培训服务体系。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把劳动需求情况、技能要求及时传递给农民工，使他们明白参加培训的重要性。认真落实“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输出”用工制度和输出制度。二是建立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系统，对农民工培训则要“按需下菜单”。三是进一步丰富培训内容。科学设置培训项目，采取“请进来、走出去”，长训、短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走农业技术培训和二、三产业技能培训并举的路子，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生产技能和自身综合素质。四是增强培训效果，切实提高培训含金量。要紧密联系就业市场需求，适时调整培训内容，尽可能满足农民工的现实需要，让他们感觉到所学的正是所用的、所求的，确实“学有所获”。五是提高农民工培训待遇，适当降低农民工培训的成本。农民工大都是家庭收入的主力，一天不挣钱就意味着一天没收入，要将培训与农民工创收、就业结合起来。

未来30年：中国城镇、迁移和农村人口将“三分天下”

我国流动人口20多年时间里增长了21倍。未来30年，我国将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流动人口占其一。

据权威部门预计，未来30年，我国人口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三分天下”的格局。

正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一盘棋”工作部署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

副主任王培安说，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流动迁移最为活跃的时期。

有关统计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从1982年的657万上升到2005年的1.47亿，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增长了21倍。国家人口计生委调查推算，2008年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01亿。

王培安说，未来30年，我国还将有3亿左右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进入城镇，将形成5亿城镇人口、5亿流动迁移人口、5亿农村人口“三分天下”的格局。

他表示，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给社会管理等带来了严峻挑战。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深和蔓延，农民工因失业而返乡人员增加，人口流动迁移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不稳定因素。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有序管理，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