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饮茶风盛行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鼎盛，唐代最高统治者提倡饮茶、热衷茶事，皆因茶体现了皇家的意志，适应统治的需要，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因而社会鼎盛也反向促进了饮茶风气的盛行，也为茶文化的繁荣做了良好的奠定基础。
首先，盛唐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是此后饮茶之俗全面兴盛的最关键因素。
绝大部分事物的发展，必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根据唐代杨晔所著《膳夫经手录》记载：“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意思是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茶叶的普及都还只是初现端倪，而到了唐肃宗至德、唐代宗大历年间，喝茶之风已经明显增多，及至唐德宗建中年间，已现茶业盛况。
唐王朝自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为王朝的强大昌盛打下了良好基础，到了李隆基在位之时，在姚崇、张九龄等一批能臣干吏的励精图治下，创造了“开元全盛”的空前繁荣的景象。正如杜甫的《忆昔》一诗所描绘：“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可见，开元、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前），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最繁荣、经济最强盛、文化高度发展、百姓最殷实的时期。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条件下，作为社会消费品的茶叶，自然也日益密切的走进了每个大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此后的唐王朝虽经历的“安史之乱”的社会大动乱，北方经济遭到了重挫，但随着社会再次的恢复稳定，人们已经开始养成的喝茶习惯却并不因此而消减，反而出现了井喷发展的态势。
皇家的重视和指导，起了领头作用。
唐代宗后，朝廷内凡举考、论经修志、较量文章，“宫人已下待茶汤。”唐时，中国成为世界文化经济交往中心，赠茶又是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使得饮茶习俗随之流传国外。
唐代最高统治者直接提倡饮茶、热衷茶事，皆因茶体现了皇家的意志，适应统治的需要，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因而茶的地位由此上升到国家政治经济的高度。
其次，佛、道两教兴盛对唐代茶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众所周知，禅教在中国，最开始之时也只是在南北朝时期流传到南朝的建康（南京）和北朝的洛阳，但并未出现大的发展。然而，到了唐朝情况则大不同。先是玄奘取经归来引来轰动，加上武则天时期对佛道两教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佛教在这一历史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武则天本人特别迷信，曾经在长安建造了“明堂”和“天堂”两个圣地用以摆放大佛，甚至还诏令天下断屠、禁渔长达八年之久。在她的支持和推崇下，“寺院经济”破茧而出，寺庙、道观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个角落，致使无数青壮人士纷纷剃发出家，也因此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僧道队伍。
然而，这些僧尼道众平日里坐禅、清修之时，与枯燥孤寂的修行相伴的唯有茶。如《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到处煮茶，相效成俗，极大的引导了烹茶饮茶在北方的普及。诗人杜荀鹤所作《题德玄上人院》一诗所描绘的场景尤为贴切：“刳得心来忙处闲，闲中方寸阔于天。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
罢定馨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虽未似师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 此外，统计《全唐诗》所汇集的诗文，其中提及在寺院与僧道一起饮茶的诗句，竟占到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上，可见当时僧道对于饮茶的嗜好，更见其对唐代茶文化的兴盛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茶圣陆羽的倡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唐代茶事的广泛流行，其促成的条件和原因不少，而其中有一个茶学文化史上最为璀璨的明星人物，对于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唐代的茶圣陆羽《茶经》的完稿，才是唐朝饮茶之风盛行的推手，这位才是饮茶史上的绝顶大师。《茶经》中有云：“末之上者，其屑如细米。”又说：“碧粉缥尘非末也”。可见此时的茶末虽然已经很细，但还没到细碎如粉的状态。
陆羽一生嗜茶，潜心钻研，写就世界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言尽茶之原、之法、之具，自此之后，天下益知饮茶矣。他在书中摒弃粥茶法，大力提倡“煎茶”。
客观来说，不论是陆羽的大力倡导，还是《茶经》的广泛影响，并非天降奇才的偶然所为，而是基于唐代茶事已经日渐兴盛的社会基础上所诞生的产物。茶叶的生产和茶的饮用，由来已久，源远流长，非陆羽一人之功；但是陆羽对茶事的倡导以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却实实在在的推动和促进了唐代中期以后茶业的全盛发展。